财讯：融资贵比房地产问题更可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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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永定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。 余永定从中国目前存在的融资高、融资难的问题入手。 余永定认为，融资难、融资高不会轻易影响目前公司的生产、财务价格，而且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、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威胁。

余永定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。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西方理论研究室主任。 1994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，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，1998年担任所长。 2004年至2006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。 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。

截至中国经济50人论坛、青岛新闻网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青岛新闻网长安讲坛第259届。 论坛成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发表了题为“中国的金融形势和金融改革:机会和挑战”的主题演讲。 余永定表示，公司融资价格明显上涨，融资高、融资难问题十分突出，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、金融稳定造成了严重威胁。 余永定认为，要处理融资高、融资难的问题，货币政策副作用太大，关键是降低中介价格，根本规律是加快我国金融改革，特别是其中的利率市场化改革。

余永定从中国目前存在的融资高、融资难的问题入手。

他说，长期以来中国利率很低，经济学上存在金融抑制的现象。 但是年以来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，利率上升。 也就是说，公司的融资价格正在上升。

短期内，这是公司融资难的问题，从远一点看，关系到中国金融的稳定。 有三个事实值得观察。

第一，中国公司的负债率非常高，所谓的杠杆率非常高。 杠杆率可以用企业债务占g d p的比率来衡量，根据社科院和其他机构的研究成果，中国企业的杠杆率在120%-150%左右，可能是世界第一。 根据基准提供的研究成果，中国企业的负债总额超过14万亿美元。 美国13万亿美元，证明中国企业的债务问题非常严重。

第二，中国企业的利润率非常低。 据官方统计，5000强非金融企业平均利润率通常在7%左右，而中国500强平均利润率在2%以上。

第三，公司融资价格正在迅速上涨。 中国5000强制造业平均利润率在6%以上，融资价格在6%以上7%以上。 结合这三个事实，我们会发现公司的杠杆率越来越高，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，导致危机。

余永定认为，融资难、融资高不会轻易影响目前公司的生产、财务价格，而且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、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威胁。 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多人特别关注的，房地产价格暴跌、房地产市场崩溃带来的不良债权等备受关注。 其实，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例只有20%，更何况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并不是所有的房地产贷款都要注销。 房地产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，但从数字上来说一对一，融资难、融资高的问题更可怕。

重要的是降低中介价格

他认为，年后中国公司融资难以成为突出问题，一个重要原因是中介价格上涨，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。 具体理由如下

第一，附加值太高。 年，工农中建交5家商业银行平均利润率达23 .6%，其中工商银行利润率近30%。 当时，中国工业公司平均利润率在7%以下，500强为2.3%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平均利润率为6.04%，非常鲜明。

二是风险谈判上升剧烈。 银行不想承担任何风险，所以银行向你的公司提供贷款要求首先需要抵押，需要担保。 而且，在明确公司抵押品的价格时降价，让公司支付了判断费。 总之，一系列措施是为了银行维持自身的安全。 这样的想法当然是必要的，但是不能走。 如果银行不想冒险，整个经济就会衰弱。

第三个原因是房地产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替代作用。 如果银行认为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，地方政府借来的钱也可以通过出让土地归还，于是大量借给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钱。 其他部门，如中小企业，很可能得不到足够的钱。 那么进入这个部门的资金利率会非常高，最终加权平均利率会上升。

第四，目前存在两种控制。 一是信用规模控制和75%的坏账率控制。 银行只要有资金，就可以采用资金来获利。 本来银行能直接借钱给公司就好了。 现在由于各种各样的规定不能直接借用。 只有通过张三李四王五才能把钱借给公司。 这些中间环节也要分一碗汤，自然地提高资金的价格。 这被认为是交易价格。

余永定表示，现在有必要回答是否可以通过降低基准利率来降低价值成本的问题。 中介价格高是目前公司融资高的重要原因，但实际上中介价格不能通过货币政策处理。

货币政策虽然有用，但有限，也有副作用。 假设由于中介价格的出现，基准利率被政府的财政政策压低，公司面临的利率下降，资金的诉求增加。 但是，这个时候由于利率变低了，对储蓄者来说，也就是延迟的报酬减少了，所以自然的结果是资金供给减少了。 于是，就会引起资金供给不足，最终有可能导致生产不足和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。 由于资金供应小于资金诉求，信贷市场有利率上升的压力。 金融公司肯定想通过各种手段借钱，但政府不让他们做的结果是，人为降低利率，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恶化。

从根本上处理融资必须依靠金融改革

我认为，中国公司目前面临的融资高、融资难的问题，部分与货币政策有关，要从根本上处理这一问题，必须加快我们的金融改革，并向余永定表示。 要修什么？ 事实上，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相当完善的纲领，第一文案实际上有四个。 第一个是完善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。 第二加快利率市场化。 反映第三健全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。 第四资本项目自由化，处理人民币可兑换问题。 其中，第二和第三是一致的。 我们可以把它组合在一起，谈谈利率市场化。 其一个目标是确立国债的收益率曲线。

余永定认为这四个副本是完全正确的。 例如市场利率市场化。 目前，我国至少存在三种基准利率，央行公布的存款贷款利率、国债收益率，以及sh ibo r (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)，这是不正常的。 为金融产品定价，需要基准利率。 基准利率是定价的基础，没有它就会乱定价，引发各种套利活动和租赁活动，增加中介价格，使贷款双方的大量时间、精力、资源在这方面浪费，而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。 所以中国确实应该尽快建立这个收益率曲线。

余永定表示，中国人在谈论利率自由化时，倾向于认为不管如何，随心所欲地支付，就会出现随心所欲的差距。 其实不然。 在中国没有很多金融市场，所以不能自由化。 在中国为了利率自由化，必须首先建设市场。 一个国家要拥有稳定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，就有自由化问题和放松管制问题。 但是，我认为对中国来说，建设市场的意义可能比自由化要大一些，比如国债市场。 虽然中国财政赤字不多，债务占g d p的比例也不高，但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仍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国债市场，是一个流动性较强、且比较深厚的国债市场。

要迅速发展国债市场，可以考虑如何让我们的外汇储备动脑筋。 改革的顺序应该是汇率市场化第一，其次是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。 基本上有这样的顺序。 总的来说，汇率自由化比较容易，我认为我们已经非常成熟了。 如果你希望明天就好了。 利率多而杂，需要点工夫。 因为有市场建设的问题。 但是，也可以说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。

我要再次强调资本项目自由化，但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密切关注。 因为我已经这么大了，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，正是我精力充沛的时候，在香港、日本进行了广泛的调查，印象非常深刻。 一个国家的大量财务瞬间全部消失，要恢复需要10到20年。 研究表明，马来西亚早期资本项目自由化带来冲击的后遗症今天仍然存在。

问题和回答

问:工业公司面临融资难、融资贵的困难，如何突围？

余永定:首先需要从国家层面处理，根本问题是处理宏观层面的问题、制度层面的问题。 否则，即使有一两个聪明人逃跑，大多数人也逃不掉。 第二，公司不要受到其他各种诱惑。 几年前有个好公司，看到实业没赚钱就搬到了房地产，一下子就来不及了。 高潮赶不上，赶上尾巴，自己就陷进去了。 我认为中国应该把自己的快速发展建立在实业的基础上。 金融业是实业的助手和补助，不能决定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快速发展方向。 像英国一样，金融占国民经济整体的50%以上，中国不行。

问:现在商业银行的利润率这么高，如何改变这种状况？

余永定:关键是政府要加大决心。 这里有很大的矛盾。 我们进行改革的时候，它确实会影响现实的经济增长。 这个时候政府必须找到底线。 我们必须坚守这个底线，多次改革，否则就只能拖下去。

例如，我们在考虑2003年人民币和美元脱钩，人民币升值。 当时外汇储备为4000亿美元，相关决策部门认为如果人民币升值2%，许多公司将破产，因此无法做到。 结果，10年后变成4兆，积攒了10倍以上的债务。 如果美国继续放松货币或采取某种政策，我们的损失将非常大。 如果当时下定决心做了，问题就没现在这么严重了。

原标题:融资的高度比房地产问题更可怕